當前位置： 茶政，是政府對茶葉進行行政管理、扶持和服務等舉措的統(tǒng)稱。在古代，茶政主要包括貢茶、稅茶、榷茶、茶馬互市等內(nèi)容。安化自古惟茶甲諸州縣，歷朝歷代，蒞任者無不以茶務為先、以茶政為重。明清以降，安化及其所屬之長沙府、湖南省（湖廣行省），守斯土者尤重茶政，所謂“從前諸憲之殷殷籌劃者，止此一事為重”（雍正八年苞芷園禁碑語）。古往今來，都有一些精干勤勉的地方官員，省時度勢，推行惠政，民間至今銘記，也正是由于他們的這些惠政，奠定了安化茶葉產(chǎn)業(yè)興盛達數(shù)百年的基礎。
考察各代茶政，務須求證于茶碑。安化茶碑，廣布全縣，于古時茶山、茶路、茶市最為密集。雖近世以來多有毀損而漫漶，然百世以下猶有磨而不磷者，歷代施政者的良法美意，班班可考。現(xiàn)存茶碑，多為禁碑罰碑，禁碑為曉諭大眾，罰碑為懲戒奸徒。無論懲惡揚善，皆為國計民生。
歷代茶政，首重于茶葉之本真。安化因土質(zhì)特殊、氣候適宜、茶種優(yōu)異、制法精良，故自古以來“唯茶甲諸州縣”，歷代周邊草茶冒安化茶之名牟利者層出不窮，故欲理安化茶政，首在禁革野茶。據(jù)道光十七年安化九鄉(xiāng)公立茶務章程（唐家觀茶碑之一）刊載，自明萬歷時（1573-1620）通判林之蘭等報請道臺禁止外地野茶開始，清康熙四十三年（1704）諭禁，雍正八年（1730）示禁（原小淹苞芷園禁碑），乾隆廿一年（1756）、廿七年（1762）兩次嚴禁，道光四年（1824）、十七年（1837）迭次示禁（原洞市、唐市等處禁碑），咸豐元年（1851）、四年（1854）又禁（水田坪永禁假茶碑），同治七年（1868）及光緒年間（1871-1908）多次革禁（水田坪永定茶規(guī)碑），民國八年（1919）以后更是時申禁令（東坪吉祥寺黑茶章程碑），見之于文字記載的禁令多達二十來次，平均每隔十來年就申禁一次。
從禁令的內(nèi)容來看，雍正八年苞芷園禁碑首禁“外縣茶販子裝載假茶混安雜賣”，乾隆廿一年對“不法之徒接收龍陽、益陽、武陵、新化等處野茶欺商”“示禁永革”，道光四年、十七年“行產(chǎn)客販均不得攙和外來野茶，朦混發(fā)賣，倘敢故違……定即嚴拿從重究辦，決不寬貸”，民國八年“外屬野茶……應仍舊禁革，以免市偽欺商，有損標譽。恐（當為如字之誤）地方有狡猾之徒，從外路運來野茶，將茶充助軍餉”，可以說措詞越來越嚴厲、措施越來越具體。
歷代政府如此重視周邊“草茶”的禁革，最大的原因就是安化茶葉“上輸國課、下養(yǎng)身家”，對安化老百姓和地方財政都極其重要，而“外路茶”沖擊安化“道地茶”，嚴重損害政府和農(nóng)商利益，故雍正八年苞芷園禁碑以為“迨至近歲，法令稍弛，奸詭之徒乘機復出，交通各行經(jīng)紀伙同射（謀求，攝取）利，將客商銀錢領出，販賣桃（桃源縣）、武（原武陵縣，大致為今常德市武陵區(qū)）、龍（清代龍陽縣，今漢壽縣）、沅（沅江縣，今沅江市）、新（新化縣）、益（益陽縣，今桃江縣、益陽市區(qū)等地）各縣草茶，假充安茶交客，致本地產(chǎn)茶盡邅（邅，音zhān，遭致。一說此字為遭，亦通）擱塞，三年不得一售者有之。利歸一人，害及萬戶，公私兩無所濟，穹（通窮）愚掣肘難堪，雖婦人小子無不切齒而痛恨矣。”禁革外地草茶的另一個原因，是恐外路茶攙入安化本地茶內(nèi)，影響皇家貢茶品質(zhì)。安化自明洪武廿四年始“貢芽茶二十二斤”，清代以為成例，并專責大橋、仙溪、龍溪、九渡水四保辦貢，史稱“四保貢茶”。在封建社會，地方向皇帝貢獻方物，是表達“溥天之下莫非王土、率土之濱莫非王臣”的重要方式之一，來不得半點虛假，故地方官防范甚嚴。道光十七年禁碑即載：“（乾隆）廿七年蒙金憲專嚴不法之徒接收龍陽、益陽、武陵、新化等處野茶欺商，并恐攙入貢茗，示禁永革。”
從茶碑上還可以讀出，歷代茶政均致力于產(chǎn)銷標準之規(guī)范。舊時茶葉交易，最重要的標準是兩個方面，一是銀、錢兌換的比例：因市面流通紋銀成色不一，所能兌換的銅錢也比例不一，為防茶農(nóng)利益受損，歷代都根據(jù)銀價情況對茶葉交易中的銀、錢兌換比例作出規(guī)定，雍正八年苞芷園碑規(guī)定“買茶須青元各半，不許使用低潮（銀錠鑄造時，因質(zhì)地不同和物理作用會形成一圈一圈的紋路，憑紋路可以判斷銀兩的成色，一般來說，元絲銀成色高于青絲銀，但都在百分之九十以上。“青元各半”即青絲銀和元絲銀各一半。“低潮”指低潮銀，亦稱低銀或潮銀，是指銀兩的成色低、雜質(zhì)多，同等重量的銀兩購買力低）”；道光四年原洞市茶碑規(guī)定“銀用足紋九兌，凡系九五色九五兌，不得攙搭低潮、申色扣水（即茶葉交易所用銀兩應按照法定的庫平十足紋銀一兩兌錢九百文，如銀兩成色在九五色以上，就必須按九五折來兌換，不得攙搭低潮銀，致使銀、錢比例失調(diào)。“足紋”即“戶部庫平十足紋銀”，是清朝法定銀兩標準成色，其銀純度為93.5374%；而市場流通的各地“寶銀”成色有高過足紋銀兩者，稱“二五寶”、“二六寶”等，所以用成色高的寶銀支付時須“升水”，如以二五寶支付，每五十兩須加重二兩五錢，反之則應“扣水”）。二是戥秤斗斛等計量器具及成包重量的統(tǒng)一：道光二年，安化縣知事劉冀程以各茶號用秤不一，稟請巡撫頒發(fā)庫秤，鑄成鐵碼二十四副，分發(fā)民間及茶號，每碼稱茶十二斤、兩碼一包，其中每斤另加三錢作為拋灰散末，實際重量為十二斤三兩六錢。此法民商稱便，沿用至民國，人稱“劉公鐵碼”。此外，歷代茶政都對行商抽取費用等方面進行了詳細的規(guī)定。
以上所述歷代茶政，之所以能令行禁止，關鍵在嚴于懲治，所以除官方、公會等組織勒石的禁碑外，安化茶碑中還有一類罰碑，即當事人因違反禁令，由地方保甲或公會督促進行懲罰，并將懲處情況立碑公示。這類罰碑也和禁碑一樣，多立于茶市、集鎮(zhèn)、驛道之旁，但罰碑因涉及具體的人和事，所以在時過境遷之后，往往有被罰人的后人將其毀損，所留不多。其中保存較為完好的，是道光二十六年（1846）洞市坐子坳罰碑和光緒三年（1877）洞市罰碑。坐子坳罰碑記載了某人憑中將茶賣給某茶行后，又聽人唆使加價賣給他人，后遭眾人斥責罰處的事實，強調(diào)“安邑茶貿(mào)，憑行買賣，歷有成規(guī)……日后產(chǎn)販毋得蹈轍，以整章程”。光緒三年罰碑則記述了某人賣茶，過秤之后以假易真，因而被懲治的過程，重申“嗣后再有犯者，罰錢拾千（八百文）”的禁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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